有一对叔侄，两人因为利益发生了争执。后来，叔叔就拿侄子的仆人出气，追着仆人打。为了保护自己的仆人，侄子就把仆人藏了起来，还向当地官府报案，说他叔叔将自己的仆人追到河里，导致仆人淹死了。

官府自然要查案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官府在河里竟然真的找到一具尸体，更巧的是，尸体右手是六指，跟侄子的仆人一样。谎已经撒了，又事关人命，侄子只能继续把谎编下去，声称尸体正是他的仆人的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官府没有继续调查，而是真的把尸体当仆人的尸体进行检验，发现他身上确实有伤痕，便认定是叔叔杀死了仆人。叔叔大喊冤枉，想为自己辩解，但有口难辩，因为他不能自证清白，最后只能屈招。

眼看快要结案了，叔叔即将被“正法”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叔叔的家人偶然得知了侄子藏仆人的地方。侄子很快也知道走漏了风声，心里忐忑起来。而为了不让事情暴露，他竟然真把仆人丢到河里淹死了。叔叔的家人也得知了他的丑行，便把这事向官府报告。后来官府经过查证，果然是侄子所为，侄子只能低头认罪。

验尸官：作作

在上面的医案中，有一点很让人不解，就是官府在没有对尸体进行检验（验尸在古代是官员负责的事情，而不是医生）的情况下，竟然直接听信别人的话，差点造成冤假错案。

事实上，虽然在古代像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随意判案的例子的确存在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还是有专门的检验人员的，最为人熟知的检验人员就是古代的验尸官——仵作。不过大家有所不知的是，仵作这一职业，在古代可以说是非常惨的。

仵作可以看作现代法医的前身。他们最开始是“隶臣”，在先秦是具有奴隶身份的犯人，通常会参与官府杂役，跟“令史”一起检验尸体、现场勘验和拘捕人犯等。而“仵作”这个词的正式出现，大约在五代时期；宋朝时，它才真正成为官府的下属部门，之后得以快速发展。另外，仵作属于“吏”。我们现在通常把“官吏”当作一个词来用，但在古代，官是官，吏是吏，大不一样。两者的区别很像今天的体制内跟体制外，朝廷任命的叫官，官员聘用的人员叫更。所以说，吏没有品级。

没有品级不是大事，能吃饱饭也行。关键在于，仵作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，连基本的待遇也没有，只有在成为衙门正式的吏役后才稍有待遇。他们的后代甚至被明令禁止参加科举考试。所以，一般稍微有点学问的人都不会选择这一行，这一现象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。在一般人看来，他们从事的是“下等”工作，平常避而远之都来不及，生怕沾染上他们的暴戾气。

在古代，有两类人曾被视为“禁忌”，一类是神圣者，另一类是不洁者。对于前者很好理解，诸如各类祝祷崇拜的神灵，随便使用会被认为是亵渎，会给民众带来不幸，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。不洁者为何也是禁忌？前面介绍的孕妇的产血在古人看来就是不洁的，是会带来麻烦或厄运的，所以孕妇本身就有不洁的气息。仵作更是如此了，他们本身从事的职业大多与死人、尸体等不祥、不洁的东西有关，人们对此有敬畏、恐惧、恶心等情绪，在平时都会极力避开。比如在古时的现今潮汕等地，大家对仵作心存避讳、嫌弃，见面会躲着走；而在京津冀等地区，也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
不过，人们有时也会利用仵作身上的“煞气”来驱鬼辟邪。比如有些孩子难以管教，家长会吓唬他们说：“再不听话，仵作子就来了。”孩子要是身体虚弱，家长会让孩子拜仵作为干爹，认为这样能利用作身上的暴戾之气压制住鬼神的邪气或病魔，保佑孩子一生顺遂。据说认干儿子的现象在仵作中间司空见惯，有人曾认了40多个干儿子。

提刑官

除了仵作外，提刑官是古代司法鉴定里的另一种“法医”，现今为大众所熟知主要得益于影视剧的传播，比如宋慈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提刑官。提刑官跟仵作有什么区别呢？

提刑官，其实是“提点刑狱公事”的简称，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，由朝廷选派，三年一换。提刑官工作的地方被称为提刑司。提点是负责、主管的意思，所以提刑官就是负责审理疑难案件、清理积压旧案的人员，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，比仵作的地位要高很多。此外，提刑官还要维持地方社会治安，比如剿除、捕获盗贼，镇压农民起义等，他们的副手多是武臣。我们熟悉的豪放派大词人辛弃疾就曾在湖南做过提刑官，曾平定了茶商的叛乱。

阴阳先生

除了仵作与提刑官，在清朝还有一类特殊的“法医”，也会参与尸体检验，叫阴阳先生，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水先生。

死者的尸体在入验前，需要出具一份“死亡证明书”，而这种证明书通常是阴阳先生根据“尸体现象”做出关于死者死亡时间、死因等的判断，然后给出的结论。他们会“看墓地”“写殃榜”，充满迷信色彩。“殃榜”很像一份“死亡说明书”，没有它，棺材是没法抬出城的。

一般来说，仵作、提刑官、风水先生大多是男性，如果涉及女性尸体的案件，通常要找“隶妾”（小吏的妾）或稳婆（接生婆）来检验。

蒙昧之下难发展

中医学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，但古代中医理论对法医的发展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。因为古代中医对人体精细结构的关注很少，许多概念也没有准确的物质实体，显得很泛化，比如“经络”，是找不到具体解剖学标志的；而且古代中医也很少求实证，不会追根究底。一个人死后，医生说他“阴阳离绝，脏腑乃绝”，这种解释难免显得太虚化。

另一个对古代法医学发展不利的影响因素是儒家思想。一来儒家讲究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”；二来儒家思想注重人的主观动机，对客观证据的重视程度不太高，通常口供的效力要比证据更大，如果犯罪人提供认罪口供，法医检验的程序就非必需了。所以如果某人被冤枉了，在利诱下供认或高压政策下屈打成招，案件常常就不再继续往下审了，这对查清案件是很不利的。

公元4世纪，有个叫唐赐的人，某一天在喝酒后得了病，从嘴里吐出很多虫子。后来一直没治好，也查不出具体的病因。临死之前，唐赐告诉他的妻子，说等他死后解剖他的身体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在古代是“大不孝”的。不过他的妻子还是答应了他，并在他死后亲自对他进行了解剖。他妻子发现他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糜烂了。不幸的是，官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，最终判唐赐的妻子五年徒刑；而他的儿子因为没有阻止母亲解剖，被认为大不孝，判处死刑。

在这样的封建思想影响下，解剖学和法医学是很难获得发展的。

另外，古人对人体的了解很有局限性，一般是以尸表检测为主，法医通常不会也不能对尸体进行解剖，因为当时解剖尸体是被禁止的，所以古代的法医鉴定显得相当“简陋”。而且他们注重经验性和实用性，再加上负责验伤、验尸的官员和仵作不是专业的医生，主管人员也不会亲自动手，所以鉴定结果自然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，冤案错案很可能就不可避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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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刑官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（提刑官是什么官职）

验尸官：作作

提刑官

阴阳先生

蒙昧之下难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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